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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著三天，達沃斯每天都會迎來一場明確打著“中國”標誌的會議。達沃斯論壇開啟首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展望中國的萬億美元願景”會場迎來了不少賓客。不過，四名嘉賓和與會者的討論讓人覺得或許會議標題應該改一改，因為他們在談的這筆價值萬億美元的願景不只是中國的，更應該是世界的。 從分享“一帶一路”故事開始 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將涉及中國在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的基礎設施投資約1.5萬億美元。這個萬億美元的倡議只有5歲，但又是一個古老的有歷史背景的倡議。這個話題已經在達沃斯論壇上談了好幾年，而今年在主持人要求下，四名嘉賓被要求從分享他們與“一帶一路”的故事開始，回答各種提問。“這是一場毫無準備的座談啊。”一位嘉賓笑著說道。 盡管毫無準備，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依然不失“數據控”本色，用數字闡述了如何通過投資基礎設施，讓地處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成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和東西南北交通走廊交匯的“十字路口”。 當然，除了數字，聽眾還會聽到些有意思的小故事，中國最大的民間商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王永慶就分享了一個中國民營企業家成為埃塞俄比亞“工業之父”的趣事。王永慶說，這位民營企業家經由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介紹來到埃塞俄比亞，利用當地皮革制造的特長，建造了一個專門造鞋的工業城，創造了近7000個就業崗位，並準備在未來5年裏再投資5億到10億美元解決10萬人就業。在王永慶看來，這位民營企業家能夠在埃塞俄比亞獲得如此高的榮譽，足以說明當地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 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傑則分享了一個在新加坡一家博物館裏展示的聯結了中東、中國與新加坡的古老輪船的故事，“這就是舊絲綢之路的迷人歷史”。王瑞傑表示，人們相信貿易交往的價值，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而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更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他認為，改革開放、“一帶一路”與全球化緊密相連，期待一個沒有輸家、讓所有人受益的全球化。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實現的願景；實現通信設施互聯互通，“就像手機漫遊，也並非一個國家政府就能單打獨鬥實現”。 債務風險不來自項目本身 一直以來都有人質疑，發展中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遇到債務風險。但今天會場上的中外嘉賓都積極獻計，提供應對經驗。 企業和政府如何確保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具有雄心的倡議成功，不受債務風險影響，並成為推動發展和增長的引擎？中國保利集團董事長徐念沙說，盡管和許多央企一樣，保利也建立了一系列風控機制，但依然會發生疏漏，導致各種各樣風險發生，保利的做法就是特別註重控制風險負債率。徐念沙說：“所有的項目都會交給下一代人，而你要對下一代人負責。”正是出於這樣的使命感，企業在面對一個送到面前的新項目時，“不管有多大的誘惑，不管有多大的沖動，不管對方政府提出怎樣的要求，企業一定要按科學規律辦事，做足調研工作，啟動所有的風險控制機制”。 盡管承認與中國央企相比，民企短板明顯，規模小且抗風險能力弱，但代表中國民企的王永慶仍然呼籲企業壯壯膽，尤其是在自己擅長的民生領域。他依舊舉了個例子，這回是他的親身經歷。“20年前，我還在鐵路公司工作，我們討論是不是要修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鐵路，大家的爭論非常激烈。”當時很多人認為京滬高鐵沒什麽價值，即便修了也沒有效益。但20年前論證，10年前開工，7年前運行，如今這條當年不被看好的京滬高鐵成了最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鐵路，甚至正籌備上市。類似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日本新幹線，當年的論證道路不比京滬高鐵平坦。很多風險不是由項目本身造成的，王永慶指出：“所以其實並不是債務問題，而是拿這些錢幹什麽事。想想好，再選好項目。”在為企業給出建議後，他又對政府提出要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應該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政府要創造好的預期和社會環境，讓企業和項目能穩定運行。“ 阿利耶夫則表示，他們防禦債務風險的策略是做好預算，花費少於收入。“20年前，當我們貧窮時，我們借了很多錢”，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不得不考慮長遠，不得不借錢，我們感謝那些借錢的金融機構”。他表示，現在他依然希望金融機構能夠幫助那些需要展開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融資。“我們也正在為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貸款，我們的債務與基礎設施無關。” 嘉賓們最終達成一致，因為任何投資都必然有風險，參與“一帶一路”也同樣如此，企業講究效率效益，而“一帶一路”是個長期項目。“作為參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一方，需要有長期和短期的規劃，按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原則開展甚至拓展項目。”一名與會嘉賓總結道。 (本文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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